Daniel0201 2024-7-7 21:53
[一代综师]【人文】从黄宗羲和边沁犯罪控制观点的异同说开去
法学家边沁是十八世纪末后启蒙运动时代的英国剧烈的社会变化和时兴的功利主义思潮的产物。在边沁的时代，他的国家经历着工业革命下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新生产力带来的新生产关系让一切过去的制度显得不合时宜，传统的犯罪治理体系在整体上陷于无助之中，亟待一个新的方针指导它们走出困境。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欧洲都更加强烈地观察到时代大潮中平民的挣扎，当边沁写下《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他所做的工作是基于已有知识资源的储备尝试构建一个新的犯罪原因论体系，继而提出他的解法，这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化的科学思维——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尝试解决问题。
但当我们将相似的审视目光转向黄宗羲和他的文字时，注定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图景。
我们在今天的讨论当中使用的诸如“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之类的范畴，对边沁，福柯之类的近代西方学者或许不是陌生的概念，但对于黄宗羲这样的17世纪明儒来说，则完全是天方夜谭了。
当我们比较边沁和黄宗羲在犯罪预防与控制的观点上的不同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是，犯罪预防与控制对边沁来说或许是他的著作着重论述以期解决的核心目标，可当顺治十八年的黄宗羲怀着“亡天下”之痛写下《明夷待访录》时，他绝不会认为他是在对如何消灭犯罪发表意见。
作为一个生活在明清之际，全方位接受了明代的儒家价值观的学者，在黄宗羲视野当中，明末内阁完全失势于皇权最终“亡天下”的悲剧结果正是对士大夫群体“法先王”的政治理想的现实正确性的一次有力论证，使他开始了将其从政治正确向政治愿景转变的思想探索。因此，他的《明夷待访录》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关于如何恢复“三代之治”理想图景的方法论，其和一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只有内容上的差别。《明夷待访录》全书开头的“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明白地向所有读者展示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意识到，黄宗羲固然在其著作中对明代过分集中皇权的制度及其一系列副产品（比如宦官擅权）做了鞭辟入里的批评，但这种批判仍然是属于一个17世纪的儒生的完全古代式的批判，其本质仍然是徐阶“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的政治表达的延续，表现的是明代士大夫集体绵延上百年的对虚君的王道政治的追求。当我们说“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他所批判的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唐宗宋祖们，而不是现代语境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体，他所追求的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尧，舜，禹三代圣君，而不是某种制度上的彻底变革。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黄宗羲和他的书呢？我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只能被认为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新语境下基于新的历史教训对儒家道德一种总体上的再阐发，黄宗羲所写的只是一种泛化的理念，而并非在设计某种具体的制度或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这就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话题中从黄宗羲处得到的是“劝恶从善”和“教禁结合”，是以道德解决问题，而非如边沁那样给出各种具体的方案。
归根究底，如果说在我们今天的讨论里边沁的部分称得上是按图索骥的话，黄宗羲的部分就只能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我们从他的整体表达当中截取一些与我们今日的主题有关的片段罢了。两人在本质上的不同导向了我们在今天的讨论中所看到的种种不同。
笔者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中国的古代政论者在现代大体上是服从观察者效应的——有时是读者自己的观点决定了他口中作者的观点。
对一个古代文人，只读他的文章和著作，而不考察他的出身，来处，他所处的时空环境和他本人的阶级团体背景，不可避免地要得到可笑的结论。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带什么颜色的墨镜就会看到什么颜色的东西。
当你带着现代化的，法制观念的眼光去看孟德斯鸠，贝卡利亚，卢梭这样的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这是寻根问祖，我们是在回溯今天整套观念体系的源流，活跃在现代头脑中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种出来的果。
但当你要观察的人是一个古代中国人的时候，就必须要意识到他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当中的，他们没有经历启蒙运动，他们的头脑当中没有任何现代的观念，你必须不止是读那些文章，还要观察这些人是从何而来，他到底在表达什么，追求什么。你必须尝试以儒家的观念，儒家的视角去看一个儒家人，你才得到他真正的意思。相反，如果你仍然戴着完全现代的眼镜，那么不管你看的是六百年前的人还是一千二百年前的人，不管你看的是韩非子，苏辙还是黄宗羲，你都只能看到一个现代人，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你的现代头脑里被你的现代观念生造出来的玩偶。
如果你不能跟随古代士大夫的观念进入他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儒家史观视角，而是继续用现代的观念观察，那么一个立即会出现的现象是，你一定会把一大堆王道政治鼓手认作“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如果黄宗羲的《原君》里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就是在“揭露封建君主专权的危害”的话，那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不是也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呢？徐阶的三还宣言“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是不是也在批判君主专权呢？近两千年里所有主张要复三代“天下为公”的士大夫岂不是一骂皇帝都是变成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了？
症结在哪里呢？症结在于你自己是个现代人，当你作为一个反君主制的人读“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时自然得到的是一个反君主制的结论，因为在你的观念当中不存在“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概念的，这是你从自己反君主制的现代人的屁股上生出的脑袋。
只有你找准黄宗羲作为一个明末清初的失败士大夫的阶级定位和思想处境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不是望文生义的反天子或反朝廷，而仍然是一个士大夫的政治表达，是要以“公天下”构建一个更高的公平标准——太阳底下无新事，士大夫们已经主张了一千年了。
事实上这种对政论者的观察者效应在面对现代人的时候仍然很常见，区别在于，如果你读了八十年代的某一期《新潮流》然后开始觉得新潮流系是康米，你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你很容易就能观测清楚一个同时代政客的立场；但当你觉得《原君》在反对君主制的时候，你很难发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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