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认为“其上伐交，其中伐谋，其下伐兵”。所谓“交”是指外交，即国家在维护和争夺国家利益时能够积极妥善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影响力，取得舆论乃至军事的支持，扩大自己的阵营，威吓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效果。外交作为一种无形的国家力量实际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均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开国，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态度上，两国却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定为六部之首。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领袖岩仓具视为担任部长。岩仓于1871年11月组织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一方面在西方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探求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则加紧谈判以废除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平等交往的地位。岩仓使团出国访问长达22个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外交被赋予国务之首的地位，因此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才。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统治阶层的自觉意识。
日本外交具有奉行实用主义和实力主义的“町人（幕府时期的商人）根性”，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外交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同所谓的绝对正义。对于当时通用的“万国公法”具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他们与西方列强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来对东方国家则拔刀相向，巧取豪夺。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则完全被忽视了。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诸国只有朝见纳贡的地位，反映了一种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心态。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强烈要求下才成立了带有外交性质的总理衙门。但是外交在这个部门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盲肠机构”。外国使节进驻北京，清政府还是坚持不派遣使节，直到发生“马嘉里案”清政府才被迫派人前往英国道歉并充当驻英公使。而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却遭到当时社会主流的嘲讽和打击，他不但被士大夫们斥责为“鬼使”，就连家乡父老也要把他开除县籍。当时中国外交官的境遇可见一斑。洋务运动虽然培养出了一批专业外交人才，但是洋务派的大吏们却不忍把辛苦调教出来的 “爱徒”下放到没有出路的外交部门，结果学无所用，造成了人才浪费。
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体系仍类似于先前的理藩院，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也没有发言权，加上人才匮乏，庸人当道，因此对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勉强应付诸国和维持“洋务”足矣。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同时由于缺乏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没有原则的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坚持“以夷制夷”外交思想，一出现矛盾就寄希望于他国调停，这种手段的本质实际上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可惜外交终究不是内政，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升号事件。1894年，日军对清政府不宣而战，击沉了英籍中国船只“高升号”，船上所载将士死伤惨重。清政府以为日军不敢袭击英国船只，即使袭击日本也必会遭到欧美国家的抗议不战而退。因此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被动等待的姿态，期待列强的调停。谁知日军更高一筹，海战中他们及时救起了船长、大副等重要人物（均为英国人），同时对被俘的一百余名清军将士也极尽优待，制造出“人道主义”的假象。另一方面，日本驻英大使四处奔走，向英国政府保证积极赔偿损失，惩办“肇事”军官。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等国际法专家也都撰文支持日本，指责“高升”号非法为中国提供军事服务。就这样，日本凭借一系列的外交手段不但取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和支持，还在一定程度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为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赢得了积极地外部环境。
中国认为外交乃结鬼，日本则认为外交可通神；中国认为“夷人可以信义笼络”，日本认为“豺狼世界，不以道义交往”。正是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两国在近代外交斗争之路上优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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