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简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乱世狂女聂元梓。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图为“文革”前夕，聂元梓（前排左二）与北大同事合影。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1967年4月，聂元梓组织“除隐患战斗队”揪叛徒，他们指控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这些中共元老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被折磨致死。图为红卫兵批斗彭真、刘仁大会。
第二是诬陷朱德。1967年1月，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撰写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发55万份。图为聂元梓文革在北大演讲。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6月，聂元梓及其下属组织成立140专案组，对邓朴方进行审查和迫害。1968年9月，在一次批斗中，邓朴方被关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在从四楼沿水管逃走的过程中，不幸坠楼，脊骨严重受伤。图为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等10人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诬陷和攻击邓小平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11月，聂元梓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图为文革时期的聂元梓。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图为晚年聂元梓在自己巨幅照片前留影。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市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图为晚年聂元梓。
地派“女杰”谭厚兰。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以率领红卫兵破坏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知名。图为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红卫兵代表。右起：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韩爱晶。
1966年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图为北师大谭厚兰在捣毁孔家店动员大会上讲话。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11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图为红卫兵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图为红卫兵正挖掘孔子家族墓。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一定作用。图为谭震林批斗大会，横幅上写有“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图为北师大谭厚兰的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45岁，没有结婚。图为谭厚兰在文革期间向红卫兵作报告。
几度风雨王大宾。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图为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准备接见红卫兵。
1971年，王大宾因“五一六”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图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图为文革时期，江青乘坐吉普车接见红卫兵。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图为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见红卫兵。
天派“领袖”韩爱晶。韩爱晶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生父早年死于革命运动，由作为共产党中层干部的继父抚养长大。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图为韩爱晶向陈伯达汇报。
1966年12月下旬派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老帅彭德怀押回北京。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图为1967年，江青、韩爱晶、蒯大富（前排左起）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
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士兵奉命向韩爱晶宣布周恩来“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逼迫彭德怀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但彭德怀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使彭德怀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图为彭德怀被批斗。
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德怀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德怀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德怀，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图为彭德怀、张闻天被批斗。
1967年7月26日，韩爱晶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在周恩来的阻止下才未能成功。又企图打倒徐向前、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在北航院内设立“隔离室”18处，审查了465人，170人受到非法关押，20余人非正常死亡。图为江青接见韩爱晶、蒯大富。
1979年韩爱晶遭到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6月，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劳改。1987年，韩爱晶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韩爱晶出狱之后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后入一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韩爱晶内退，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图为韩爱晶受审。
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的行为表示后悔。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暗指毛泽东利用不明真像的群众迫害彭德怀。图为2013年韩爱晶（右）与来访者合影。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6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图为清华读书时的蒯大富，刊登于《人民画报》1963年第11期。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图为1967年10月1日，康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右二为蒯大富。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才得以返回家中。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图为王光美被批斗。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图为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图为姚文元、蒯大富、王力合影。
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图为蒯大富全家福。
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总经理，直至中风离职。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图为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文革期间的照片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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