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郎

70多年前的中国，战乱动荡，民国政局风云变幻。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清代皇陵，就在那个年代被人掘地3尺开棺盗宝，地下宝库清东陵地宫遭到洗劫，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艺术珍品从此流失。而东陵盗案后来却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东陵，这座曾经驻有重兵看守的清朝皇家墓地，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保护，开始裸露于乱世，注定了在劫难逃的命运。
　　1911年，东陵内曾发生过一起恶性盗陵事件，守陵人深夜被土匪持枪堵于值班室，嗣后发现惠妃陵上有被盗挖的痕迹。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偷盗之风，清皇族曾忧心忡忡地向内务部报告，却得不到当政者的重视。
　　1926年的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占据东陵，对东陵大行抢夺，铜鹿、铜鹤、铜缸等都被搬走，仅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历史不该忘记，这是军队第一次对东陵的公开劫掠。此后，东陵内兵匪更加猖獗，清东陵满目疮痍，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
　　1928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行将结束，人们似乎可以松口气过些太平日子了，然而，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却在此时发生了。
　　1928年7月4日至7月10日，当地的村民听到炮声，还以为是剿匪或者是军事演习，都不敢出门，直至一切平静下来，有胆大者进陵才发现墓被盗了。
　　在今天的清东陵文物管理所，有一批执着于清东陵研究的学者。当翻阅大量档案史料后，学者们发现，在关于谁是真正的盗墓者这一关键问题上，历史迷雾重重，案件的一些重要环节竟然十分模糊。
　　1928年东陵盗案发生后，当时北平当局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但当年的审判并未留下结案的记载，或者说并没有肯定谁是真正的盗墓者。它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最大悬案之一。
　　今天的人们，大都是通过一些影视文艺作品了解到是个叫孙殿英的军阀盗掘了皇陵，但史料却表明，当时的孙殿英并没有受到法庭任何的传讯和起诉。
　　究竟谁是真正的盗墓者？历史是否另有隐情？为什么一个叫孙殿英的人会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
　　孙殿英，1889年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杨楼村。据说当年孙父杀人，孙殿英与母亲被迫离家出走，孙去当兵时才18岁。谁也没想到，混迹于军阀和土匪之中20年后，孙殿英成为一名声势显赫的将军。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奉军大败。原属奉系的孙殿英接受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进驻河北东陵附近。刚刚发迹的孙殿英，第一次走近了清东陵。皇家宝藏的传说，在这名野心勃勃的军阀心中升腾起怎样的欲望，我们不得而知，而屡遭劫难的清东陵，则开始面对自己的惊天劫数了。
　　□东陵发生掘墓开棺的惊天大案，平津立即舆论大哗，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严惩凶手，保护文物。清室遗老更是震惊悲愤，溥仪闻讯嚎啕大哭，发誓报仇。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负有管辖权责的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坐不住了，他下令严查。有位叫和钧的满族守陵官员奋笔疾书，向溥仪报告东陵被盗后的惨状，他指出当时国民革命军第12军就驻扎在东陵附近的遵化，很可能是这支部队看见陵内守护形同虚设，便起了盗陵祸心。
　　国民革命军第12军正是孙殿英的这支部队。
　　而1928年8月份的北平《益世报》的头版，则连续刊登启事：某某地方乡绅联名颂扬孙殿英及其部下一名叫谭温江的师长治军有方，秋毫无犯。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这份有着浓厚清室背景的报纸却登载这样的“感谢信”，显然表明他们相信孙殿英部队的清白。
　　真正让世人将东陵盗案与孙殿英部队联系起来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琉璃厂，北平著名的古玩街，当时这里有家规模最大的古玩店“尊古斋”。1928年8月的一天，“尊古斋”的老板黄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此人携带来了一些十分罕见的珍宝急于出手，双方最后以10万元秘密成交。不料事情败露，二人均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拘捕。经审讯，涉嫌出售东陵珍宝的神秘男子正是12军的那位“爱民师长”谭温江。
　　谭温江的被捕，让人自然联想到他的上级——12军军长孙殿英。面对世人怀疑的目光，孙殿英即向他的顶头上司、时任第3集团军第6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递交了两个报告，报告里详细记载了一次剿匪战斗，报告称从马匪手中缴获两只大箱，并列报清单。这就回答了谭温江携带的珍宝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从当地土匪手中缴获的。
　　东陵一带兵匪混杂，土匪盗陵的确有着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此时，因销赃而被捕的谭温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参与盗陵，关于珍宝来源，他也解释是缴获自土匪，和孙殿英的报告如出一辙。因为查无实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东陵盗案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又似乎柳暗花明。在前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标志。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招供参与了盗陵。当时的报纸记载了他的自供：“今年五月(公历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
　　张歧厚的供词是当时惟一明确牵涉到孙殿英的重要证据。
　　形势陡转直下，南京的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
　　可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一年后才开始预审，且一直未对外公开。而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即宣布预审终结。
　　今天，我们仅能从当年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窥见预审判决草案的结论：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个叫张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孙殿英，但法庭似乎并没有仅据口供而采信。因为结论中的“遵化驻军”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显然含糊其辞。
　　其实，就在东陵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已是危机四伏。1930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大混战爆发了。经过权衡，孙殿英最后叛蒋归顺了阎锡山和冯玉祥。
　　孙殿英投靠阎冯后，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获得释放。当时的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了一则短消息，轻描淡写地说到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好一个“不知何故”，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清东陵终于获得新生。国家建立了东陵文物保护所，开展了对东陵文物的收集、保护和研究。随着相关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逐渐浮出水面。
　　文强，上世纪40年代曾为孙殿英的少将高级参谋，解放后长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现已去世。1979年，文强撰文回忆说，孙殿英曾经以炫耀的口吻向他谈起东陵盗宝的事情，其中谈到乾隆和慈禧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地宫里是怎样的情形；孙殿英怎样将乾隆的朝珠、九龙宝剑和慈禧的翡翠西瓜、夜明珠等无价之宝送给戴笠、蒋介石、宋美龄等国民党要员。
　　这一段记述，成为今天人们判断孙殿英是盗陵主谋的引用最广的证据。
　　东陵盗案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今天要想完全考证清楚，恐怕很难。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学者们认为，尽管不能怀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判断谁是真正的东陵大盗，但是孙殿英仍然是最大的嫌疑。
　　专家认为，孙殿英盗掘皇陵事件可以放到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来看，这里面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军阀混战、乱世畸形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东陵命运是注定了的。当时东陵内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土匪和各路军阀都觊觎染指东陵，但孙部抢先下手了。可以说即使孙当时没有盗陵，恐怕东陵也未必能够幸免。

ermao

不知道怎么评论次案，在国家的“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就叫考古！否则叫盗墓！

ambivalent

盗和考其实很微妙,盗墓的人考古的人对墓主人来说都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做的就是同一间事情-------都是来盗的,在古时候两者基本就是和而一,一而二的人,只是在现代国家,现代考古学兴起后,才有区别,盗墓有时作为一门职业它非常古老,古老的历史可比娼妓.但盗墓与考古还是有些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们的目的就不一样,盗墓绝大多是为图财,为私,考古大多是为研究,相对为公2他们原则不一样,盗墓它是只要拿到宝就行,考古首先考虑要保护好文物,如果没有那个保护能力,宁可不挖,这就是前些年说要挖掘乾陵,上头没有批准的原因.3他们做事方法不一样,盗墓贼为图多快好省,一个炸药下去,常常一个晚上就可以搞定一个墓,考古你去现场看看,慢的更乌龟似的,一步一步
得按规矩来.等等.

谈到盗,就必需先谈到某物的所有权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东西是谁的,改朝换代了,大清帝国灭亡,丧失了它在中国的所有权利,再也没能力保护它地下的祖宗了,民国替下了清帝国,顺便把大清帝国在地下的不动产继承了,但民国不是铁板一块,各路军阀,各种势力做地为王,纷争不断,而且自古改朝换代之时,皇帝老子的墓就常常不保,唐代的关中18陵,在唐灭亡时候,几乎被盗了个便-----匹夫无罪,怀碧其罪啊,而且盗墓的常常正是那些军阀,皇帝老儿的墓,一班人谁敢动;还有有些起义军为筹集军饷,按理来说他们也不是盗,因为那些财宝说起来也是皇帝从咱们老百姓这搜刮去的.挖了它正是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啊.
   同理,满清那些财宝也是搜刮盘剥老百姓,聚集来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到民国推翻帝制后,理应属于全民共有,但那时代偏偏出了个孙殿英这号人,就他恋恋不忘满清那些不动产.就更现在的公有制企业的命运一样,搞了几拐,给它变成私有的了.